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战争整整持续了十四年。
在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抗日将士牺牲在战场上，更有无数的百姓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但中国人民始终没有放弃抵抗，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最终破灭了。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普通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很多日本士兵被强征入伍，在日本军队重受尽了欺压和凌辱，而他们的父母妻儿在日本国内却忍受着饥饿和贫穷。
在整整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越来越多的普通士兵切身感受到了战争给他们没有带来半点好处，只有无尽的灾难，继续替日本军国主义卖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贫困和死亡，很多日本士兵也由此认识到了日本侵华阵仗的非正义性。
这些觉醒过来的日本士兵不再愿日本军国主义卖命，他们中有的厌战自杀，有的弃暗投明，投诚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更有些士兵在日军内部组织了大规模的起义反抗。
最早觉醒的日本人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这场日本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最早站出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是日本共产党和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日本进步人士，他们为了信仰，旗帜鲜明的反对日本侵略行径。
在他们宣传的反战思想影响下，日本开始从零星发展到建立有组织有规模的反战团体，在中国的日本反战人士也逐渐增加。
中国东北地区是最早遭受日本侵略的地区，因此，在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军人，也是最早开始觉醒，加入反战行列的，这其中，日本共产人伊田助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伊田助男在日本被强征入伍后，被派遣到在日本关东军鳖冈村一旅团间岛辎重队服役，1933年，他在日本军队中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事情。
1933 年3 月 30 日，日军正在围剿东北抗日的武装游击队，伊田助男奉命为日军运送战斗急需的弹药。
在途中伊田助男摆脱了日军的追击，将弹药车开到抗日游击队经常经过的地方，他本想等游击队经过时与他们汇合，但始终没有等到游击队，最终，伊田助男在破坏汽车发动机后自杀。
与日军周旋的抗日游击队，在撤退时经过这里，发现了装满子弹的汽车和伊田助男的尸体，伊田助男留下一封信给中国人民，信中写到：
“我很想与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我把我运来的 10 万发子弹馈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
伊田助男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这也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和感激，当地的人们安葬了他的尸体后，为了纪念他，就将附近的一所小学改名为 “伊田小学”。
伊田助男的事迹也让日本军国分子们十分震怒，为了消除伊田助男带来的影响，日军解散了伊田所在的旅团，还将该旅团所有的官兵送往各地矫正思想。
但伊田助男点燃的正义火苗没有熄灭，在这起反战事件发生后不久，伊田助男生前所在的安宁地区，又有七八位日本士兵逃出了军队，准备投诚东北抗日义勇军，但因为行踪暴露，这些日本士兵被日军宪兵逮捕后枪杀。
之后，日本驻东北部队中，时有日本士兵因为正义的感召，逃脱日本军队向中国抗日武装投诚，比如日籍士兵福间一夫，原本为辑安老领土口子隧道工程工人，在抗日联军袭击该工程工地时，他投诚参加了抗联，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战士，最后英勇战死。
驻牡丹江以北某地日军守备队的 10 多名日本士兵，带着收到的日文宣传品寻找抗日队伍，在日军追捕的过程中，宁死也不回日本部队。
日本士兵大都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成为了暴力冷血的战争机器，但这其中，也有清醒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主义者，他们在战争早期，就认识到只有起来反战，尽早的结束战争才能得到人类的解放和幸福。
三个月灭亡中国美梦破灭，厌战思潮蔓延
1937年，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全力开动宣传机器的马力，在国内鼓吹三个月灭亡中国，向日本人民们描绘占据中国的广阔土地和丰富资源后，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美好前景。
在这样宣传和鼓动下，日本举国上下陷入了癫狂之中，很多年轻的士兵狂热追捧战争，以替天皇效忠为家族荣耀，日本的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积极为战争服务。
当时，日本的工农大众以能为战争物资的生产做贡献而自豪，热情满满的参加“产业报国运动”，只要尚有劳动能力都会主动到工厂做工，而且会拿出自己的私有财产作为战争物资，广大妇女曾经号召“停止美容烫发”、“剪去和服的长袖”等来为战争服务。
可是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日本曾经狂妄宣称“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三个月过后，日本“速战速决”迷梦破灭，反而在侵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而无法自拔，逐年激增的军费开支让日本人民苦不堪言，中国人民的抵抗也让日本军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
根据日本防卫厅的数据，在 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日寇战报死亡 16 万，伤 31157 人，太原会战伤亡 6.6 万人，南京保卫战伤亡 10.6 万人，到 1944 年，共毙伤日军 35.1113 万人。
这些伤亡无疑使日本军人和普通民众的必胜信念受到严重打击，这在一定层面上促使日本人民出现了反对战争的情绪。
庞大的军费开支都压在了日本普通民众的头上，日本本土人民过着食不果腹的艰难日子，参军的亲人又生死未卜。
在这样的局面下，即使是被日本军阀思想毒害多年的日本人民，也纷纷站起来反抗，因为战争让他们失去亲人，失去生活最基本的保障，他们除了反抗已无出路，日本国内开始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战运动。
而在中国的日本士兵们，眼看归国无望，心灰意冷，他们回国的诉求不能得到日本当局的批准，只有以自杀、厌战的消极方式来表示他们对战争的厌恶和不满。
普通日本士兵的厌战情绪，从当时抗日将士们缴获的一封信件中就可以看出端倪，这封信是日本一名军官写给家人的，信中说：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邱荣辉、刘能清因个人工作调动原因无法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中信建投现指派其他人员接替相关工作。
此前一周（10月28日至11月1日），北证50出现短暂回调，一度连续三个交易日收跌。不过，本周至今的两个交易日，该指数均强势收涨，其中11月4日涨超6%。
“山里边每日都有激战，粮食感到不足，因为战事很久了，病人非常之多，敌人（指我军）之勇敢，亦复可怕，战争不知到哪年为止”。
除了在信中表达对战争的厌烦与不满，厌战自杀的情况在日本部队中开始蔓延。
据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统计，这类厌战自杀的事件在抗日相持阶段层出不穷。
比如晋察冀地区井陉北守敌二名，阳泉车站守敌四名，云邱南坡守敌三名，均因归国无望，厌战自杀；广武敌士兵木村太郎，因厌战狂醉后自杀；右玉敌下级军官数名，因厌战，一名跳墙自杀，一名向我投诚未遂自杀；平定城内敌军四名，因厌战自杀。
有些日本军官还能收到家人的信息，他们得知自己的亲人们因为战争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更是让他们的理想幻灭。
比如蒙城日军一中队长，在一寺庙内剖腹自杀，遗书谓：“自伊被征来华后，父母均忧死，近接家报，知妻子很穷困无以为生，以故思乡厌战，遂决心自杀”。
驻侯马日军 20 师团的一位中队长绢川贞夫，接到国内来信，得知自己的老母亲和妻子都因为冻饿交加而在去年十二月死亡，收到信后绢川贞夫大哭一场，他在大骂军阀，当晚就自缢身亡。
内部发生多起大规模起义反抗事件，均被残酷镇压
在中国人民坚强英勇的抵抗下，日本军部宣传的速战速决与实际作战的现状并不相符，伤亡越来越多，战线越拖越长，中国军民抵抗愈发顽强，日本因为战线过长只能陷入相持阶段。
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有去无回，日本国内人力物力都严重缺乏，日本士兵也不再像战争初期那样踊跃参军，誓死要到中国战场；相反，自愿参军人数减少，积极反战人数增加。
同时在华日本人的反战组织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战宣传，中国军民的顽强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政策都号召日本士兵们早日觉醒，调转枪口。
日本军队深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有着严苛的等级制度，日本普通士兵遭遇着严重的不平等待遇，有的士兵仅仅因为衣服最上面的扣子没有扣好，就被长官劈头盖脸两个耳光，军官对士兵们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
新兵们要为老兵端饭菜、洗衣服、擦皮鞋，长官们还可以不顾军队纪律任意打骂羞辱下级。
日本底层士兵们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为了天皇、为了国家，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出生入死的战斗着，而这些军阀老爷，根本就没有把普通士兵放在眼里，一点儿都不关心他们的死活，反抗的思想也在普通士兵心中开始酝酿。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军内部以哗变、投诚、枪杀军官等方式为主的反抗运动不断增多。
曾有学者统计日军在华军事法庭审判案件的数字和类型，在1939年发生了潜逃25起，逃役2起，背叛、杀伤、抗辱长官等21起；1940年潜逃98起，逃役30起，背叛、杀伤、抗辱长官等102起。
1941年潜逃44起，逃役42起，背叛、杀伤、抗辱长官等94起，1942年，潜逃142起，逃役142起，背叛、杀伤、抗辱长官等195起。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从1940年起，潜逃、杀害长官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数据只是经过日本军事法庭审判之后公布的，日本方面因害怕引起兵变，大多数案件并未通过法庭审判，所以实际数字还要远大于此。
1939年，日本军官以开拨回国欺骗手下的士兵，将三千余名日本士兵从华南运到华北，船在华北大沽口靠岸后，日本军官才露出真实嘴脸，让这些本以为可以回到家乡的士兵们尽快登案，知道受骗后，三千多名日本士兵大厂哗变，引发了暴动。
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塘沽口岸，日本三艘轮船装载的一万多名日本在停靠后，这些士兵均不愿意登岸，将武器破坏，当场秩序极为混乱，日本军部马上调来军队镇压他们，但这些士兵仍然高呼反对战争，最后不得不押解回国。
在江阴的日军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反抗事件，五百多名日军哗变反战，他们违抗命令，还枪杀了部队的长官，无锡日驻军急派队前往围剿，将带头哗变的首领们处决了，才血腥镇压了这起哗变事件。
日军内部的起义反抗事件，在整个抗日战争阶段层出不穷，比如宁武段家岭日军福田部，就全部哗变，集体投效中国军队；武汉日军的哗变引起了华中日军军心的动乱，军部不进行残酷镇压，枪决二百多人，被逮捕的也达到一千多人。
驻扎在山西的森川部因为要求返国未遂，哗变后击毙数名军官，还和济南的日军开战，日本军部逮捕了反战官兵二百余人，押赴青岛，才镇压了这起事件，带头的森川中佐则自杀了。
此外，山西祁县一带私逃五十多个日本官兵，赣北九江、靖安奉新等地，日军不断地发动叛乱，击毙宪兵多名；沁阳敌军六名逃入民间被捕枪决。
这种频发的、大规模的哗变和暴动，反映了日本士兵积极反战情绪不断高涨，也让日本军部头疼不已。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和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战俘政策，加之战争本身给日本人民所带来的沉重灾难，使得许多在华的日本士兵都从战争的加害者转变为战争的反对者，这些行为在日本法西斯看来都是叛逆者，引来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残酷镇压。
虽然数次大规模的哗变和起义在血腥残酷镇压下最终没有成功，但也加速瓦解了日本的军心，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争取日本反战力量政策分析》，《历史教学问题》，2005（05）
《日本侵华时期日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战斗争》，《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0）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日本人反战运动》民间融资炒股，《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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